奥尼尔执教的凯尔特人俱乐部签下自由球员张伯伦。这三个在篮球历史如雷贯耳的名称在足球界结合到了一起。

除了NBA和苏超，在西甲也有维戈塞尔塔（“Celta”即凯尔特语中“Celtic”的变体）这样的球队。这个名称承载了数千年欧洲历史记忆的族群符号，串联起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现代体育的文化表达，成为跨越时空的独特文化印记。

“凯尔特人”对应的英文“Celts”、法文“celte”、拉丁文“Celtae”，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Κελτοί（Keltoi）”。

公元前517年，希腊历史学家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首次用这个词指代莱茵河地区的某个部落，后来另一位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将其描述为居住在多瑙河源头附近或欧洲最西端的族群，这是“凯尔特人”作为族群称谓的最早文字记载之一。

关于“Keltoi”一词的具体含义，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但有几种被广泛认可的推测。第一种观点认为，它源于原始印欧语词根“*kel-”，可能与“突出、高大”相关，暗指凯尔特人族群中常见的高大身形，这与考古发现中部分凯尔特人遗骸呈现的体格特征相契合。

第二种推测指出，该词可能与凯尔特人擅长的手工技艺有关——他们是古代欧洲优秀的金属工匠，常用“celt”或“selt”这类指代斧、锛等砍凿工具的词汇，西方学者据此猜测，族群名称或许源于其标志性的生产工具。此外，还有观点认为“Keltoi”意为“隐藏在森林中的人”，贴合凯尔特人早期在欧洲森林地带聚居、狩猎的生活方式，或是与“战争呐喊”相关，呼应他们崇尚武力、善战的族群特质。

需要明确的是，凯尔特人并非一个统一的帝国或单一民族，而是上古欧洲由共同语言（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和文化传统凝合而成的松散族群集团——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权，由众多部落组成，却有着相似的冶铁技术、陶器工艺、寨堡建筑风格，以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体系。

鼎盛时期（公元前3世纪中叶），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西至爱尔兰、不列颠，东至喀尔巴阡山脉，西南达伊比利亚半岛，东南远及小亚细亚中部，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族群之一，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日耳曼部落的迁移，凯尔特人逐渐衰落，最终与其他族群融合，其文化仅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得以部分保留，如今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均被视为凯尔特人的后裔。

体育界“凯尔特人”扎堆，是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双重选择

最早将“凯尔特人”作为队名的，是1888年成立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当时，格拉斯哥东部地区聚集了大量因“土豆大饥荒”逃离爱尔兰的移民，他们身处贫困之中，备受歧视。爱尔兰传教士沃尔弗里德为缓解当地爱尔兰裔的贫困，决定成立一支足球俱乐部，通过举办比赛筹集善款，帮助贫困儿童解决温饱问题。

在命名时，沃尔弗里德选择了“凯尔特人”，既为了体现球队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双重根源（两地均有凯尔特后裔），也希望通过这个名称凝聚移民群体的力量，让身处异乡的爱尔兰裔找到归属感，以族群的坚韧精神对抗困境。这支球队后来成为苏超豪门，1967年夺得欧洲冠军杯冠军，成为英伦第一支欧冠冠军球队，也让“凯尔特人”这个队名开始在体育界崭露头角，成为凝聚凯尔特后裔的精神符号。

紧随其后的是1946年成立的NBA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当时，波士顿是美国爱尔兰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世纪中叶，爱尔兰遭遇“土豆大饥荒”后，大量爱尔兰人乘坐“棺材船”前往美国，波士顿成为他们的重要落脚点。这些移民初到美国时地位低下，只能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体力劳动，“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的说法，便是当时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爱尔兰裔逐渐在波士顿立足，而球队创始人沃尔特-布朗（苏格兰凯尔特后裔）在征集队名时，果断放弃“旋风”“奥林匹克人”等候选名称，选择了“凯尔特人”。

一方面致敬波士顿庞大的爱尔兰裔群体（爱尔兰人作为凯尔特后裔，视“凯尔特人”为自身族群的古称），另一方面也希望用凯尔特人的坚韧、好斗精神，塑造球队的气质，凝聚当地球迷的认同感。绿色球衣、三叶草队徽（三叶草是爱尔兰凯尔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矮人精灵吉祥物，均源自爱尔兰凯尔特文化，成为球队最鲜明的标识，也让“凯尔特人”这个名称走向全球体育舞台。

西甲维戈塞尔塔队，其所在地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曾有凯尔特部落聚居，球队以“Celta（凯尔特人）”命名，既贴合当地历史文化，也借助“凯尔特人”的品牌效应，提升了球队的辨识度，即便球队没有明显的爱尔兰裔或苏格兰裔关联，也依然延续了这个名称的使用。

古代凯尔特人崇尚武力、坚韧不拔、团结协作，擅长在困境中拼搏，这种特质与体育竞技所追求的“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精神高度契合。对球队而言，以“凯尔特人”命名，不仅是文化符号的借用，更是对球队精神的定位——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名称，传递出像古代凯尔特人一样坚韧、善战的气质，激励球员在赛场上全力以赴。